一位老电影放映员的人生记忆

　　口述者：王九龙整理者：本报记者帕蒂曼

　　1961年，21岁的我随着支援边疆建设的大部

　　队，从家乡山东来到了新疆。那一年，我们乘着绿皮火车又改坐大解放，在大队伍的带领下来到了美丽的阿克苏，我们在一望无垠的戈壁荒漠上，开荒种地、盖起住房，和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相互学习语言，相互扶持着生活。

　　20世纪60年代，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地开始组建电影放映队，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每年都能看上一定数额的电影，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当时，农村教师、村干部、退伍军人、知识青年成为组建电影放映队的首选人员，我在家乡念过一段时间的书，加上平时表现也比较突出，就被组织上选派前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学习了电影放映技术，自此，我和电影放映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部电影基层百姓看一年

　　开始学习电影放映技术的时候，我是对这门技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而想想基层老百姓(603883,股吧)那时候连电影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感到自己身上肩负着的责任很重。

　　我从繁杂的电影放映机械入手慢慢了解到电工、机械原理和胶片检查等各种放映知识，当放映机传来“咔咔”声，一束明亮的白光照在了幕布上，电影开始播放，我也渐渐爱上了这个让我感到有些神奇的工作。经过3个月的培训，参加完考核后，我如愿拿上了电影放映技术相关资格证，这也意味着我将踏上电影放映事业这个神圣的工作岗位。

　　我所在的电影放映队隶属于当时的阿克苏县（1962年时，现在的阿克苏市还是阿克苏县），我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共同组成了阿克苏县电影放映一队，而我们不仅要在城市里放电影，还需要时常下乡，到最基层的农村去给各地的农牧民放电影。

　　那时候，我们下乡放电影是没有汽车代步的，放映队的交通工具是马车，每当接到下乡放映电影的工作任务时，我们都需要提前几天做好准备，因为电影放映设备非常沉重，好在我们都是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再沉重的设备也抵不过一颗颗火热的心。

　　春秋交替、暑去寒来，放映队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巨，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赶几天几夜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而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的半途中，马车陷进泥潭、车轮不能承受负重断裂报废的事情更如同家常便饭，常常发生，这样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忍饥受冻几天时间，等待后方的救援人员到来才能得救。

　　那个时代，我们兢兢业业地干着任何一份党所赋予的工作，每当感到有挫折来袭，想想身边无比淳朴与可爱的老百姓，我们心里就会产生强大的动力，支撑着自己顽强勇敢地走下去。经过路上艰苦的颠簸，看到十里八乡的老百姓见到我们到来时脸上透露出来的喜悦表情时，我们一身的疲惫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心里唯一想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架好放映设备，让百姓快一点看到电影。

　　热情的百姓也会前来帮忙，妇女们送来热茶、热饭，把家里最好的食物拿来，不管是几颗红枣还是几牙瓜，对于我们都是无比珍贵的一份份情谊。

　　当天慢慢黑了下来，村子里的打谷场上坐满了黑压压的人，四处传来嘈杂的声音就好像在巴扎里一样，随着发电机轰隆隆响起，放映机旁的灯泡射出耀眼的光芒，放映机把缓慢摇动起来，打谷场中央的白布上出现电影片头，喇叭里响起音乐，人群立刻就会安静下来。老百姓看上电影的那一刻，也成为我们感觉最美好的瞬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电影产业刚刚起步，那会儿的电影题材以抗日战争为主的红色电影为多，阿克苏县的资金有限，每年购买的电影胶片不多，像《地道战》、《地雷战》、《三毛流浪记》、《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军》、《闪闪的红星》……这些电影是放映频率比较高的，有时候，一部电影可以放上一整年的时间，即便如此，每次听说有电影放映队来到村子里，百姓都会相互转告，到了放电影的时候，附近几个村子的百姓乃至附近几个乡镇的百姓都会赶来，看着不知道重复看了多少遍的

　　电影，百姓的脸上还是那么欢喜，这让我感

　　到老百姓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是多么

　　强烈，也更加热爱自己从事

　　的这份工作。

　　在那时，双语教学也没有普及，老百姓通常都不会汉语，当时新疆本地产出的民语电影几乎没有，能放映的电影都是以汉语为主，所以，放映队不仅要负责放映，还要提前做好翻译工作。我们有几位维吾尔族放映员，就由他们负责把电影翻译成维吾尔语，他们的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工作太忙，一部片子没有及时地进行翻译，就只有采取现场翻译的办法，就是边放映边拿着话筒在银幕背后翻译，和现在的同声传译是一个道理。

　　由于工作条件艰苦，资金非常有限，放映队的许多设备存在老化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在出发时才检修好的机械，到了地方经过颠簸突然又坏了，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们大半年才能看到一次电影，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办法，就地搞一场节目，给百姓们讲讲笑话，讲讲在城市的见闻，唱唱歌再跳跳舞，基层有许多老艺人，我们会邀请他们来给大家助助兴，最后，一场露天电影就会变成一场盛大的麦西来甫。

　　基层百姓在家门口看大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使社会不断进步，阿克苏地区的经济形势也发展得越来越快，电影放映队里的电影也开始逐年增多，电影设备也在不断更新，我们的代步工具也由马车换成了汽车。虽然这时候，电视开始慢慢普及，但在偏远的农村，老百姓仍然喜爱看露天电影。

　　我们的放映队一如从前繁忙，下乡放电影也不再是那老几样的片子，逐渐开始放映故事片和动作片了，那时候老百姓最喜欢看的是来自国外的电影，例如印度拍摄的《奴里》和《流浪者》，法国拍摄的《虎口脱险》，这些电影新颖的画面和异国文化，对于基层的老百姓可谓是一种新鲜文化的刺激，他们非常喜爱。

　　也许是我放了一辈子的电影，从2000年退休以后开始更多关注电影事业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开始关注印度电影，发现这个国家的电影产出率实在是高得惊人，目前印度电影的年产量仍然是世界之首。但我仍然感觉到我国的电影事业发展速度一点也不亚于印度，并且我们的发展方向更多的是为人民服务，尤其是近20年来，我们新疆的电影事业发展速度非常快，每年都会有非常优秀的电影出品，这些电影反映的都是新疆人自己的生活，从《冰山上的来客》、《草原枪声》到《神秘的驼队》，从《阿曼尼萨罕》、《买买提的2008》到《真爱》，这些电影的群众口碑都非常好。

　　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后，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村村通”工程让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普及率不断增长，特别是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录制形式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节目，远程平台也已经普及到各个村庄，村级阵地里都有先进的录放设备。每年，从国家到自治区都会免费发放各种内容的影碟和光盘，专业和群众性的文艺团体也会把一台台精彩的节目送到农民家门口，生活在城市的群众还能随时看到3D、4D电影。

　　通过家里在基层工作的孩子我还得知，随着“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的深入，基层有许多工作组都会在村子里放电影，他们放电影的形式也是露天，但放映设备是高端的电脑和投影仪，百姓坐的是排椅，看的是大片，村落里夜夜都能响起美妙的电影的声音。

　　相反的，越来越少的人想起以前搬起小板凳看露天电影的日子了，放映事业也让我们这些曾英姿勃发的黑发青年逐渐变成头发花白的老人，以前艰苦的工作环境让我们中的许多人如今都是疾病缠身，可是看到农村文化阵地不断繁荣，基层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正在全方位获得满足，想想我们曾经的付出，我们觉得是值得的，我们的故事，已经成为新疆文化宣传事业的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那段记忆更是我们这些电影放映员们最为珍贵的人生记忆。

　　2012年8月10日，阿图什市哈拉峻乡谢依提村牧民围在一起观看新配发的数字放映机。约提克尔·尼加提供图20世纪60年代，王九龙和爱人罗伏英在电影放映室里合影。王九龙供图

　　20世纪60年代，电影放映队刚刚成立时王九龙和队员们一起合影。

                                                                                         责任编辑：刘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