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承要出书啦，一个没读过多少书，和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写了一本30多万字的《苦难人生》！”2016年2月，这个消息像舞动翅膀的小鸟，叽叽喳喳地飞遍了沙湾县东湾镇下戈壁村的各个角落，爱看新鲜的村民们纷纷跑到凌宗承家，用手摸着那厚厚的还散发着墨香味的书稿，或钦佩、或惊喜、或赞叹。80岁的农民写书，了不起呀！

　　在东湾镇下戈壁村，凌宗承是个名人，这不仅因为爱学习的他培养出了几个大学生儿子，更因为他的一生很有传奇色彩。猖獗的匪患、民不聊生的战争、残酷的阶级斗争，都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写《苦难人生》这本书，就是希望看到这本书的人，都能忆苦思甜，珍惜今天幸福美满的生活。 心惊胆战的童年

　　1936年，凌宗承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秦家坳乡白阳湾（现为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永安村）。

　　凌宗承幼年时家庭很困难，为维持全家10口人的生计，父亲总是三更出门半夜归家，跑几十里地赶集做点小本生意，为省钱，他从不在外面吃饭，都是饿着肚子回家。即便偶尔在家没有赶集，他也是东方才鱼肚白，就牵上水牛去坟坝放牛，放牛时也不忘记提上竹筐拿上耙子到处拾粪。而凌宗承的母亲，也是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干家务，担水、拣菜、捡柴、喂猪、种菜忙个不停。他们全家，靠种几亩薄地，兼做点小生意为生，只有逢年过节才有点糖和肉吃。

　　但让凌宗承终生难忘的是，父母很重视子女的教育，虽然生活清贫，父母还是节衣缩食，把他送去凌家祠堂读书。记忆中，他家乡的冬天经常下着牛毛细雨，泥泞的小路又溜又滑，他脚上长满冻疮又痒又疼，总不想去上学，父母便经常把他背去上学，他在凌家祠堂读完了《三字经》、《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

　　幼年时期，凌宗承的家乡常闹匪患，土匪非常猖狂，夜里经常打家劫舍，搞得百姓人心惶惶，不得安宁，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国民政府为了防御匪盗，组织百姓守更。6岁的时候，他曾和11岁的哥哥代替外出未归的父亲去守更，他们拿一个梆，一根小木棒，听着有梆音，他们就跟着敲，尽管这样，还是会有人家被土匪抢劫。他清楚地记得，一天早晨，他们还在熟睡，母亲忽然大喊：“快起来，不得了了！王家岩周大爷家的房子被土匪烧了！”周大爷家离他家只有100多丈远，只见熊熊大火照亮了半边天，草房燃烧竹子发出啪啪声，猪、牛、羊的嚎叫声和周大娘呼天喊地的哭叫声，让他心惊胆战。

　　土匪越来越猖狂，白天都明目张胆地抢劫，凌宗承家便搬去了江津县石门镇街上住。在石门镇，有一条几十年未修成的成渝铁路路基，杂草丛生，有一天，他和伙伴们正在玩藏猫猫游戏，忽听呜呜呜响起了警报声。他们人小不知道是什么事，这时父亲、母亲、祖母都来了，他们急忙拉着他的手说：“快跑，快跑，日本飞机来轰炸了。”人们惊慌失措，扶老携幼，急速往乡下跑（因石门镇没有防空洞）。他的母亲和祖母都是小脚女人，走路很吃力，而且很慢，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大家都在大骂日本鬼子太缺德了，跑这么远来侵略中国。他们躲藏在街上附近一个叫麻柳溪庄子的树林里，人很多，不敢说话，有啼哭的婴儿，母亲就给婴儿喂奶不让婴孩啼哭，那种紧张的气氛让人非常害怕。凌宗承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连气都不敢出。那年代的人不敢穿白色衣服，一般都穿黑色的衣服，穿白色衣服是怕飞机在天上能看着，要扔炸弹。凌宗承还记得，石门镇附近有一座大庄园叫桂花庄，因为害怕被飞机轰炸，以前高大的白色院墙也被涂成黑色。因经常躲飞机的轰炸，他们一家在石门镇住了两个月，又搬到附近一个叫汤家沟的村庄去居住，到秋天社会治安好转，才搬回自己家。

　　心惊胆战，是幼时凌宗承最深刻的记忆。在一次次恐惧中，他长成了翩翩美少年。颠沛流离的青年

　　凌宗承的太祖父去世后，他父亲分得遗产田地共7亩。由于父亲辛勤耕种，节衣缩食加以做小本生意挣了点钱，他们家于1945年又买了田地6亩，他们全家10口人，他和姊妹都小，靠父亲一人耕种，农忙时忙不过来，就雇短工、零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年四季都在劳动，过着艰苦节俭的生活。

　　1950年秋天，秦家坳乡白阳湾来了一批工作组，他们进驻乡镇搞土地改革，首先，评成分，分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

　　土改的第一步是丈量土地，就是将每块田地的面积写在竹片上，把竹片插在田地中央。第二步是划分成分，由于刚解放不久，当地干部对旧社会有着深仇大恨，加上领导土地改革的工作组对土地改革政策理解得不透，执行政策没有掌握好划分成分的标准，凌承志家被评为地主，成为阶级敌人。按土地改革政策规定，被评为地主成分的人，是能保留少部分生产资料、粮食和生活用品的，以便让其继续生活。但他们那里的土改对地主家庭实行扫地出门。

　　凌宗承一家被赶到原来喂牛的两间茅草屋，没有一颗粮食、一床旧棉被和衣物，只给了一口锅，几个碗和两张破床。他的父亲被关在村公所和其他地主一块被批斗，4天后才被放回来，他感叹：村里有文化的人能看清形势，在土改前就把土地卖了，只有我还节衣缩食地去买地，这个地主成分真是我买回来的呀，没文化，我吃大亏了，还连累了家里人。

　　感叹归感叹，日子要继续过。四川的冬天很冷，他们一家人只有3件破蓑衣，每天晚上10个人只能蜷缩在两张床上，艰难地度过每一个夜晚。而四川夏天的晚上炎热难当，成群的蚊子咬得人无法入睡，只有在屋中烧上一堆苦蒿之类的青草，利用烟来驱赶蚊子，常常弄得满屋都是烟，呛得人不断咳嗽和流泪。为了挣些钱吃饭，凌宗承和哥哥跟随父亲去当担脚。担脚十分辛苦，不管刮风下雨，每天天不亮就得去离家30里外的碑曹、流水岩、金藏寺、石门等地去担煤、担碗、担石灰、担盐等东西，担100斤碗和石灰到石门镇供销社要走50多里地才挣5角钱。每天担东西到了交货地点，他们都已是疲惫不堪。全家人就是靠他们父子3人担东西挣的这点钱买点高粱米果腹才顽强地活了下来。

　　第二年春天，地主家每人分得1.5亩地（都是最差的田地），贫下中农每人分1.78亩地，雇农分得双份土地。他们在分得的土地上辛勤耕种，努力劳动，清明前在所有的田坎上都种上绿豆、豌豆，豆角还不太熟他们就收回家，剥出豆子来煮，供一家人充饥。好不容易才混到了秋天，金黄的谷穗沉甸甸的，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收割了土改后的庄稼，可由于田地的土质不好，收的粮食少，除交公粮外剩下的稻谷就不多，还要节约点稻谷来卖钱，添置急需的棉被和其他东西，他们全家人依然照常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到10月的时候，红薯能吃时，每天3顿全吃红薯，一直要吃到第二年6月，实在饿得不行了，凌宗承就和大一点的弟弟悄悄出去讨饭，被大队书记发现后不但讨的饭被扔了，还被暴打了一顿。

　　在别人歧视的目光中逐渐长大的凌宗承想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父亲也吃了没文化的苦，决意即便家里再难也要支持他上学。1954年秋季招生，凌宗承去江津县白沙镇的一所初级中学报考，发榜时他发现自己被录取了，顿时满面微笑。光阴如流水，一个多月过去，开学已经很久，但他仍未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他失去了学习的机会。

　　1956年秋季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江津县新办了几所初中，扩大招生，不限制成分出身，只要身体好，品质好，成绩好，实行由高分到低分公平录取，这增加了凌宗承报考初级中学的信心，他报考了江津县第四初级中学，又考上了，但因为是地主成分，在办户口迁移和粮食关系时受到了阻挠，他无奈之下选择了走读，每天走20多里崎岖的羊肠小道去上学，即便路途遥远，生活艰辛，在3年的初中学习中他没有旷课一次，也没有迟到一次。1959年夏天，品学兼优的他初中毕业，但还是因为成分问题，没能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

　　20世纪50年代末期，凌宗承回村里继续干农活，这时候，已经是四处闹饥荒的岁月，人民公社处处搞形式，走过场，食堂越来越紧张，饭分得越来越少，饥饿、浮肿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填饱肚子，凌宗承跑到青海、贵州等地到处给别人打工干农活，可在他正干得得心应手，干部相信，群众满意时，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开始了，他的地主身世暴露出来，他又被清理回到四川。勤勉持家的中年

　　1964年下半年，凌宗承偷离故土，乘坐火车到了乌鲁木齐，然后徒步到了石河子农八师23团煤矿投靠姑父李德西。23团煤矿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的产物，大炼钢铁虽然夭折，煤矿却继续办了下来。

　　他到了23团后，四川的老乡听说家乡来了人，都争先恐后地过来看望他，询问家乡的情况，给他饭票、菜票，嘘寒问暖，非常亲热。但那时候，能进煤矿工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不拖累姑父，他就和几个从内地来的盲流们（没户口的人）在5月、6月的时候渡过玛纳斯河到天山上挖贝母。他们把窝棚搭在山上大树下有泉水的地方，渴了就喝泉水。要是遇上下雨天，可就受罪了，天上下大雨，棚里下小雨，天上雨停了，棚里的雨继续下着。而挖贝母的路途也很遥远，每天天不亮他们就得出发，离天黑还有几小时就得往回走，一天来回走几十公里，把人累得腰酸腿疼四肢无力，还要防备被蛇咬。那时候，一公斤贝母可以卖到近14元，这是盲流们主要的生活费用来源。过了挖贝母的季节，7月、8月的时候，为了生活，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跑到兵团各个连队为需要土块的人打土块。打土块是最重的体力活，一块土块有3公斤重，打一块土块1分钱，有人形象地说打一块土块像在叩3个头，真是不容易。为了生存，他们还去玛纳斯河下游一个叫二道拐和三道拐的地方淘金。老人常说：一挖藕，二淘金，都是当时72行中最重、最苦、最危险的活。可为了生存，这些重、苦、累他都承受下来了。到了冬天，北疆的冬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人在外面无法干活。在老乡的帮助下凌宗承在23团煤矿谋得了一份差事，那就是用背筐从井下往地面背矿渣，管吃管住每月有18元工资，然而好景不长，冬去春来，用煤量减少了，凌宗承也再次下岗了，鉴于他的优秀表现，他被介绍到沙湾县先锋公社（现在的东湾镇），落户到了二队（现在称下戈壁村）。

　　二队是全公社最好的生产队，土地多（1万多亩）又肥沃，灌溉方便，环境好，队里的人口只有400多人，但那时候还没实行分田到户，大家还在吃大锅饭，群众劳动积极性不高，粮食产量低，大家的生活也很清苦。后来经老乡介绍，凌宗承认识了妻子高友节，经过通信了解，她从老家来到了新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1967年，他们打算结婚，可整个公社960平方公里只有两棵老榆树，连根盖房子的木头都没有，他们住哪里呢？后来，一位好心的老乡把一个原来是看羊人临时住的半地窝子给了他们，他们夫妻二人一起动手，挖好泥土，放上麦衣，浇上水，和了一大堆泥，把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收拾了一遍，并设计出了衣柜、面板和锅灶。虽然这间房屋矮小、家具简单，但这便是他们结婚的新房了。

　　有了家就得精打细算，计划周全地安排生活。当时唯一的办法是种好自留地，队上照顾他们，给了他们三个人的自留地（每人三分地），凌宗承就想法要让它多收粮多收钱。他们夫妻二人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实行三三制，三分地种土豆（洋芋），这种作物产量高，能收一吨多，拿来补助生活；三分地种莫合烟，是经济作物，加工成莫合烟可以卖200多元，补助家庭开支；三分地种苞米，收的粮食喂猪发展牧业，卖一部分肉可以补助家庭开支。当年9分地的总收入是400多元，是生产队每亩土地收入的29倍。1968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艰难困苦的日子像往事，越退越远。1978年底，中共中央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1979年，改革开放后，凌宗承从外面买回木头，盖起了自己家的土房子。

　　1984年，国家实行包产到户，凌宗承有了属于自己的几十亩地，他们一家把几十亩地都种了麦子，尽管当时小麦价格低廉，一公斤小麦只能卖三毛钱，但还是比以前大集体好了许多，包产到户的第一年，村里就有几家人买上了电视机。之后，凌宗承一家人又开始种植甜菜、玉米、油葵、黄豆等，并慢慢学会了选用优良的品种增加产量。幸福乐呵的晚年

　　小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让酷爱学习的凌宗承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因此即使他后来的生活依然非常艰苦，但他始终重视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他的4个儿子，除大儿子在家务农外，其他3个儿子都坚持上完了大学。孩子们上小学都是在东湾镇二小上的，这个小学离村里有3公里远，那时缺衣少食，冬天又特别冷，最冷的时候零下30多摄氏度，孩子小抵抗力差，有时候手冻僵了，动不了，尿裤子，他也坚持让孩子们去上学。初中就更远了，离家有5公里远，他依然坚持让孩子们每天去上学。他常常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人有了文化才能有希望”。1990年的一天，好消息传来，他的二儿子凌勋考上了中国石油(601857,股吧)大学，分数也上了清华大学的分数线，整个村庄都沸腾了，村民们奔走相告，这可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呀！当时，凌宗承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感谢好的社会，好的政府，让我的孩子获得了上学的机会，有了出息。

　　有了哥哥做榜样，他的三儿子凌涛也不甘落后，1995年考上了中国石油大学，四儿子凌毅2000年考上了重庆教育学院。大儿子虽然没有上大学，但在实践中也成了一位种植和养殖的好手，当遇到农业技术上的问题，凌宗承都要把大儿子喊来帮忙。

　　2005年，凌宗承家买了80多平方米的砖房，房子里有暖气，住起来很舒服，但有时候，他还会去邻居家看看那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类似于他以前住过的土坯房，看着邻居家的房子，艰苦的日子浮现在他眼前，他觉得如今美好的生活更应该珍惜。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家重视农业，技术人员早就教会了凌宗承一家土地改良和科学种植、养殖的技术，他们的日子越过越滋润了，生活逐渐好过起来。凌宗承提起现在的生活，总是乐得合不拢嘴。他说：国家对我们农民越来越关心了。不光取消了农业税，购买农机还给我们补贴，种地也给补贴，生病还有了医保，压在我们身上的石头呀，一块块地落了下去。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家的人均年收入是400多元，90年代是1000多元，2000年就是4000多元，现在呀，农业生产实现了机械化，农民比以前轻松了许多，收入却比以前翻了两番还多。还有，就拿喝水来说吧，以前我们夏天喝的是涝坝里的水，冬天吃的是涝坝里的冰，马、牛、羊、猪不但喝涝坝里的水，而且还在涝坝里拉屎撒尿。现在，我们村里有了水塔，喝的都是产自地下100多米的水。我发现呀，现在的农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以前出去打工，吃了很多苦。现在国家不但支持农民外出打工，还大力支持他们自主创业，并免费给农民培训各种技术，给他们种种优惠政策，还给他们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农民工”，还为他们维权立法，农民可在各行各业当先进，做代表。农民积极劳动也推动了社会快速发展，在各行各业都作出了优异成绩，目前城乡差别已缩小，全国各族人民也为农民工高兴自豪。现在随着机械化程度的逐年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为了解决富余劳动力的问题，今年我们村成立了合作社，明年只要留少许人在家种地，其他的人都可外出打工或从事养殖业，往后的日子那可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这些年，凌宗承还会常常去村里的农家书屋看书，新疆新闻出版东风工程给他们的农家书屋捐赠了不少好书，当他看到新疆作家艾贝保·热合曼写的《瓜棚纪事》后倍感亲切，立即给艾贝保写了信，这位热情的维吾尔族作家收到信后，被老人的执著所感动，立刻打过去电话，两人在电话中进行了生活和写作等多方面的交流。凌宗承说：“我遗憾的是，大儿子帮家庭干活，没上成大学，但他的女儿凌露露也考上了中国石油大学，这让我很欣慰。现在呀，村里人越来越重视学文化了，大多数人在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到沙湾县城和石河子市上学，村里的大学生也是越来越多了。我和老伴呀，受有文化的儿子们影响，也经常到外地旅游，桂林啊深圳啊什么的，让我们开了眼界，我们去了不少地方呢。”

　　让凌宗承难过的是，因为实行滴灌后，村里以前的水渠都废弃了，以前生长在水渠边，为劳累的人们遮阳，为饥饿的人们提供食物的两棵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榆树死了一棵，如今剩下的一棵，已经被越来越懂得保护环境的村里人呵护起来。有空的时候，凌宗承会在种满苹果树的村庄里走走，然后去看看那棵孤零零地屹立在村头，和他一起经历了艰难岁月，也见证了社会快速发展的老榆树，他想，它要是能说话，也会开口和他聊聊自己的命运吧。

　　凌宗承在给作者介绍邻居家的老房子，他曾在这样的老房子里住过。凌宗承和妻子旅游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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