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甘肃政法干部的岁月沉思大型系列报道连载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本报北京讯）裴国栋 男，汉族，出生于1950年7月17日(农历6月初3日)。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任天水地委报道组新闻工作者、清水县委报道组组长、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办公室主任、天水地区司法处办公室主任、天水市法学会秘书长、天水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天水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2010年按副地级干部待遇退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近千篇文稿；起草撰写过大量的公文类文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曾多次受中央和省、市的表彰奖励。中央组织部﹑中央综治委曾给予嘉奖。
 

作者故居—    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
 

作者工作过的地方—天水市人民政府



2016年5月份少华社长采访作者裴国栋时的合影。


 

自       序
 

       我原定的书名为《往事回睦》，在修改时总感到平淡无味。文章中涉及的许多内容是自己成长过程中对社会、人生、世事的一种洞察和审思。即更名《岁月沉思》为本文的书名。

       书槁成文后“中国报道新闻社”以《一位甘肃政法干部的—岁月沉思》为标题分别在“中国报道新闻网”、“中视网”、“一画开天艺术网”三个媒体同步并机连载。对我鼓舞很大，督促我对此文进行了修改校正。

       《岁月沉思》实际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真实地记录了记事以来近六十年个人、家庭以及整个家族在社会变革中的悲欢离合。本书从家庭变迁、个人成长过程和事业奋斗中折射出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及自己人生旅程中的成败得失。它用真实的史料，把人生经历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呈现出来，表现出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血肉关系。实际是我人生的感悟，历史的见证、时代的记录，也是本人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时光流逝，荏苒的时光就这样悄悄地，慢慢地消失了。

       在我短暂的一生中，走过风、走过雨；经历失败、体会成功；品尝过痛苦、享受过欢乐；走过泥泞、踏过坎坷、经历过挫折和万苦千辛才幸运的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小路。远去的尘封往事值得品味，逝去的青春值得回忆，走过的路子留下了时代的印痕，藴含着成长的足跡。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故乡的炊烟、童年的月夜、父母亲的教诲，还有身后留下的串串人生足迹，以及那山间不知名的花草发出的淡淡清香和村前东流小河潺潺的水声……犹如一幕幕古老电影镜头似的在脑海反复显现，仿佛把我带到了已然逝去却永不会磨灭的远方。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幼年经历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忍饥挨饿；上学期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的浪潮中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和“长征大串联”；退学回乡后，在生产队“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披星戴月，战天斗地，投入到改天换地的战斗行列；在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浪潮中当上当上了民办教师，不拿工资拿工分，在教书育人的行列工作了五年多时间；后来有幸被推荐上大学，成为特殊环境下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先后在新闻单位、政法部门工作三十五年时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从一名农村放牛娃到一名国家工作人员，经历了身份的变迁和各种政治运动。回想起来这些历历在目，件件在心。

       闲暇之余，和同事聊天，与家人交谈，就会谈及幼年时的家庭磨难；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父母﹑兄弟姐妹的生离死别；参加工作后的岗位的变迁。这些往事，恍如昨日。故此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励催促下，我坐在电脑桌前，生疏地敲起了电脑键盘，把学习打字与往事回忆同步而行，开始回忆走过的路、沉思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事件和人物。

       回忆走过的路，我珍惜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生在世，与父母、妻子、儿女、同事和朋友之间相处实际都是一种缘分。坦诚地说，不论是在家庭、在单位还是朋友之间，我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我深深地感谢曾经帮助、培养、教育我的领导和同仁，使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政府部门有了一席之地；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亲人、同事、朋友，帮我渡过工作和家庭的道道难关；感谢九泉之下的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谢我的兄弟姐妹，是他们起早贪黑挣工分供我上学；感谢我的家人与我风雨同舟，共患于难，共同支撑了这个家庭！

       在我的一生中付出与缘分紧密相连，我与任何人没有大的过结。我问心无愧，尽管太多的辛酸融进了昨日的犁铧；尽管难以抹去的忧伤充斥着我的心灵；尽管大半生的精力挥洒在征途上；尽管痴笑我傻的声音挥之不去……但我做人的唯一指南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到慰藉的是自己的正直与诚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我没有著书立传之意，也没有在人前评功摆好之念，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述说给后代，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代人坎坷的经历和辛酸的奋斗史，让他们不要忘记在人生道路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人之恩。让他们牢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拓事业，成就美好未来，让他们从我人生的成败得失中吸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

       文章是现在写成的，而所讲述的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廿一世纪初的陈年旧事。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也将是古稀之年。这其中的许多事件是对是错，历史大多已有定论。暂无定论的我也不多加评论，只好由后人去评说罢了。

 

贺国栋同学《岁月沉思》付梓

 

冯天真 于甲午秋月
 

黄河岸畔幸识君，
 

四十年来谊长存。
 

生计艰难半书泪，
 

事业有成一路平。
 

孝親未尽终抱憾，
 

仁爱永留昭后生。
 

大梦醒时向晚唱，
 

妙笔生花著乡亲。
 

★  冯天真：作者系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学。

 

事业篇（二）
 

特殊环境下的“工农兵大学生”系列报道之（二）
 

       “工农兵大学生”是指在文革期间进入高校学习的那个群体。1970年，北大、清华率先提出《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试行后在全国高校推广。把高等学校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废除，在全国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制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进入高校学习。我就是在这个特定环境下走进高等学府的。

       我自任民办教师以来再没有其它奢想。认为自己不成天早出晚归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在地里干活，已比其他社员强多了。把自己变为公职人员，能过上象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我连作梦也都不敢想。可在人生的长河中，有些机遇却会出人意料地悄然而至。

       1974年8月秋季高校召生开始，公社、大队层层传达上级关于推荐优秀青年上大学的文件精神。记得有一天，公社召了开各大队“革委会”主任、中、小学全体教师参加的教育工作会议，会上传达有关推荐“优秀青年”上大学的文件精神。我当时是大队小学民办教员，也参加这次会议。听了会以精神的传达后，我开始有点心动，思量着自己也是否能和其他回乡青年一样报名被推荐去上大学呢？又一想我只上了几天初中，文化底子太差，现在又是民办教师也算有了固定职业，组织上会不会推荐呢？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半开玩笑似的把想法告诉了和我一起参加会议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毛元各同志。我说：“主任，我想去试试，碰碰运气，看是否再能上几天学？”没想到这话一出口，心直口快的毛元各同志当即发表了赞同的意见。会后，我对此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左思右想是不可能的，就一如继往的给学生上课，也对任何人没有提及此事。为推荐我上大学，毛元各同志

       做了许多工作。在大队召开的领导班子会上，他传达了公社召开的这次推荐上大学的会议精神，并提名推荐我去大学学习。他的意见也得到其他大队党支部成员的赞同。就这样大队党支部做出了同意推荐我上大学的决定。时隔几日，我接到了去公社参加目测、测试、填表的通知。

       在公社报名填表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招生简章明确规定，推荐选拔优秀工农兵学员必须是未婚青年，而我已结婚多年，女儿艳丽已三岁。根本不具备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条件。公社主管教育一名姓王的副主任对我说:“普通高校招收未婚青年，而你结婚多年，不符合普通高校招生条件。只许上不包分配的社来社去班。”我当时根本没弄明白“社来社去”是什么意思。他反复解释说，意思是从那里里去上学，毕业后仍然回到那里去工作，国家不包分配。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好象当头泼了一盆凉水，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

       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后，也都劝我别上那个没名堂的学了。上“社来社去”班毕业后不但安排不了工作，而且连现在民办教师这份工作也丢掉了。听了大家的劝阻，开始我有点动摇。后来想了想，丢了就丢了，凡正走出大山沟到外边去闯一闯。于是，我就填写《工农兵学员“社来社去”班学员推荐审批表》，如期进行了面视﹑体检﹑政审。

       当时，我认为“社来社去”已成定局。可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于人的意料之外。在县上参加体检时遇见了来我们大队驻队的县委干部牟本理同志。牟本理同志当时是清水县委政治部干部，后来任清水县委书记、天水市委书记﹑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和国家民委主任等职。他是正省级级别，是我结识领导中职务最高的一位。他在我们大队驻队期间，经常来我任教的学校玩朴克、打乒乓球一起玩，我也常帮他抄写材料，这样我们之间比较熟悉，建立了关系。他询问我来县上的原由，我一五一十的把推荐工农兵学员上“社来社去”班的事说了一遍。他深思许久对我说：“你所处林河大队是全天水地区学大寨先进大队，你是这个大队的民办教师，工作表现又好，国家有保送深造的政策，我向有关部门反映反映，看是否可保送你上大学，这样毕业后好安排工作。”并让我晚上去他住处找他。我听后半信半疑，抱着碰碰运气的态度，晚上八点左右如约到他住处。牟本理同志那时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住在县委后院的一间不到十五平方的单身职工宿舍里。踏进房间时，看见他忙忙碌碌的在台灯下修改材料。他即停下手中的活，热情地倒水、递烟。我们简单地拉了回家常。我再次表白上普通高等院校的迫切愿望后，牟本理同志即去找县教育局领导。晚上十点钟左右他回到了宿舍，笑容可掬地告诉我：“县教育局基本同意保送我上普通高等院校。”我听后喜出望外，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口中连连表示对他的感谢！

       第二天，牟本理同志又给我所处的公社打电话征求意见。公社领导听后顺水推舟，同意保送我上普通高等院校，并如期补填报送了推荐保送我上大学的表册和材料。就这样，经牟本理同志的周旋，我顺利地变成了清水县当年唯一的一名保送生。牟本理同志的这次帮助彻底改变了我的终身命运。牟本理同志还建议我上他的母校甘肃范大学中文系。并给他的老师写了信，让我上学报到时交给一名姓赵的老师。1974年9月初，我接到了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才有幸跨入高等学府的门槛。

       1974年9月9日，我离开了家乡去省城兰州报到上学。在离开家乡时，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没任何人陪送我上火车站，独自背上行李，爬山涉水、翻山越岭，陡步五十多华里去天水火车站乘车上兰州报到。那时，不象现在孩子考上学庆贺的那么隆重，酒宴不断，专人陪送。而我出发的那天，家里一切正常，老父亲、兄长和妻子都和往常一样在生产队的工地上劳动。母亲有病在家，她拖着病身子做了一顿浆水面片让我吃，这就算母亲送儿出远门的一顿盛宴。母亲一边督促我吃饱了赶路，一边唠唠叨叨的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出门在外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出发时母亲把我送出了村头，她倚着村头的一堵断壁，目送儿走向了远方。后来村头的这堵断壁成为我每次离开母亲时，她老人家伫立风中目送儿子远去的地方，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

       我离开故乡那天，感慨万千，浮想联翩。庆幸这次来之不易能改变命运的机会，默默地感谢牟本理、毛元各同志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真诚帮助，像我这样的人怎会上大学呢！我暗暗下定决心，要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不辜负帮我助我的亲朋好友，一定在外创出自己的天地来。下午五点左右，我乘上了西去的列车。深秋的晚霞染红了祖国西北的山山水水，奔驰的列车喘着粗气飞速前进。列车上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庆幸这次突如其来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难得机会。我暗暗下决心，要珍惜这次机会，克服基础差的困难，学就知识，光宗耀祖，报效国家。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到了省城兰州。我乘上甘肃师范大学接新生的校车，在东方泛起鱼肚白的晨曦中穿街而过，映入眼帘的是高耸林立的高楼大厦，宽敞明亮的马路，熙熙攘攘的人群。啊，终于来到了省城，走出了大山沟。在学校报到后，就立即去找那位姓赵的老师，把牟本理同志的那封信交给了他。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名叫赵维新，陕西人，曾给牟本理同志当过班主任。事也很凑巧，我被分配在了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甲班，赵维新老师又是我的班主任。在校的几年时间里，赵维新老师对我非常关心照顾。我心里非常清楚，牟本理同志的一封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工农兵”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年龄﹑文化程度﹑身份等参差不齐。有的是带工资上学的国家干部，有的是部队服役的现役军人，有的是下放插队知识青年，有的还是乳臭未干的中学生，有的是回乡知识青年，象我这样民办教师出身为改变自己命运走到这里来的人也不少。大学生粮食供应标准是每月三十六斤，学校每月发给三十六斤粗细粮搭配置的用餐饭票、十五元生活补贴，十五元菜金。这些国家给的补助基本够用，不需要家里再承担什么费用。再说家里什么收入也没有，想添补也实在没有任何能力。入校不久，学校摸底给家庭困难的同学发放困难补助，学校还给我救济了二十元人民币，我用这些钱买了件棉衣外套，从那时起我穿棉袄才开始有了外套。学校发的钱我尽力节约，很少上街买东西，每月的十五元生活补贴还略有节余。寒、暑假放假回家时也多多少少给家里购买些东西。

       刚入校，学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入学教育。召开了迎接新学员大会。对学员进行校史、校规等方面的教育。甘肃师范大学是1937年抗战时建校，其前身是北京师范大学部分内迁。甘肃师范大学和其它高校一样，在“文革”中中断了高考招生，从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们这届是甘肃师范大学第四届工农兵学员。入校后除军训﹑挖防空洞﹑去靖远甘师大干校劳动外，其余的时间是按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文化专业课的时间很少。我本想在大学通过勤奋学习来弥补自己在初中的欠缺，从而夯实自己的文化基础。但事于愿违，学习时间也很有限。

       我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下决心克服基础差、底子薄的困难，学好知识，为将来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条件。我整天坐在学校图书馆，钻进书垒里这也看，那也学，很少有玩耍的时间。晚上，借助宿舍楼道的灯光彻夜不眠的看书学习。说起晚上借助宿舍楼道的灯光学习我有一段苦难的经历。我住在甘肃师范大学南楼210房间。床位在门口高低床的顶层，楼道的灯光正好通过天窗直射床头。开始，我非常高兴，自感有幸遇到如此好的夜读机会。我就利用这个灯光彻夜不眠的看书学习。后来，感到白天大脑恍惚，精神疲惫，晚上彻夜难眠。就这样不知不觉患上了神经官能症这个疾病。这个病使让我夜不能寝，昼不能清，食无味，疲无力，痛苦极了。为了尽快治好这个病，我跑遍了兰州许多医院，检查治疗均不见效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休学在家，险些失去了这次上学深造的机会。这个病折腾了我半年多时间。后来，通过药物治疗，特别是我下决心进行心里调整，也随着生活的规律，才慢慢恢复了健康。

       时间过的好快，不知不觉在甘肃师范大学已两年多时间。在这两年时间里虽没有很好地学习文化知识，但接触的社会面比较广，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学工、学农、学军，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思想上始终树立着群众观念和吃苦耐劳的的意识。这对我以后的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举国悼念伟人。当天，学校让我们毕业班的学生提前离校回原藉参加悼念活动。学校取消了一切毕业庆典。9月10日在毛主席逝世的第二天晚上，我和我的天水老乡冯天真同学冒着倾盆大雨，连夜乘104次火车从兰州西站上车，踏上了学业期满返回故里的归途。我和冯天真同学一起到了甘泉他家。因为我接到通知去当时的天水地委组织部(今天水市委组织部)报到，考虑到行李运来运去极不方便，所以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想等安排分配好工作后再回家告诉父母亲。

       1976年9月18日毛主席追悼会结束后，我去天水地委组织部报到。据说天水地委组织部在本届大中专院校毕业表现好的党员学生中留了四名同学，其目的是要充实县级领导班子，后来因为政治风云的突变，提拔干部不允许坐“直升飞机”。这样就取消了原分配方案，组织部门决定把我们分配到基层去锻练。搞了一段临时性工作后，我被分配在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新闻报道组工作。从毕业的当月，开始拿上了工资，吃上了国家的供应粮。当时级别定为行政二十五级，月工资四十二元五角。

       三十多年过去了，历史的宏涛是大浪淘沙，百舸争流，世人关于“工农兵学大学生”的各种看法，似乎一直是若隐若现。我们这一代人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但是在文革中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机会，虽然在校时经过了较好的学习，但背上了历史造成的不大不小的包袱。我们曾经被有意无意地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张铁生式的人物画上了等号。然而历史是不该忘记的，工农兵学员做出的成绩同样不容抹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项事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之时，“文革”前“十七年”培养的老大学生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千百万工农兵大学生，在科研生产等岗位的第一线克服各种困难，最终胜任了自己的岗位。光荣的时代同样属于我们。

       工农兵大学生是我国特定时期的产物，虽因其推荐入学的方式、入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制和教学大纲不正规等原因受到了一些非议，但错不在我们，因为当时取消了高考，别无选择。其中大多数人学习比较刻苦，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单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谱写出一曲曲新时代无私奉献的赞歌，成为一股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生力军。
 

【责任编辑：刘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