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甘肃政法干部的岁月沉思大型系列报道连载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本报北京讯）裴国栋 男，汉族，出生于1950年7月17日(农历6月初3日)。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任天水地委报道组新闻工作者、清水县委报道组组长、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办公室主任、天水地区司法处办公室主任、天水市法学会秘书长、天水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天水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2010年按副地级干部待遇退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近千篇文稿；起草撰写过大量的公文类文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曾多次受中央和省、市的表彰奖励。中央组织部﹑中央综治委曾给予嘉奖。
 

作者故居—    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
 

作者工作过的地方—天水市人民政府



2016年5月份少华社长采访作者裴国栋时的合影。


 

自       序
 

       我原定的书名为《往事回睦》，在修改时总感到平淡无味。文章中涉及的许多内容是自己成长过程中对社会、人生、世事的一种洞察和审思。即更名《岁月沉思》为本文的书名。

       书槁成文后“中国报道新闻社”以《一位甘肃政法干部的—岁月沉思》为标题分别在“中国报道新闻网”、“中视网”、“一画开天艺术网”三个媒体同步并机连载。对我鼓舞很大，督促我对此文进行了修改校正。

       《岁月沉思》实际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真实地记录了记事以来近六十年个人、家庭以及整个家族在社会变革中的悲欢离合。本书从家庭变迁、个人成长过程和事业奋斗中折射出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及自己人生旅程中的成败得失。它用真实的史料，把人生经历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呈现出来，表现出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血肉关系。实际是我人生的感悟，历史的见证、时代的记录，也是本人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时光流逝，荏苒的时光就这样悄悄地，慢慢地消失了。

       在我短暂的一生中，走过风、走过雨；经历失败、体会成功；品尝过痛苦、享受过欢乐；走过泥泞、踏过坎坷、经历过挫折和万苦千辛才幸运的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小路。远去的尘封往事值得品味，逝去的青春值得回忆，走过的路子留下了时代的印痕，藴含着成长的足跡。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故乡的炊烟、童年的月夜、父母亲的教诲，还有身后留下的串串人生足迹，以及那山间不知名的花草发出的淡淡清香和村前东流小河潺潺的水声……犹如一幕幕古老电影镜头似的在脑海反复显现，仿佛把我带到了已然逝去却永不会磨灭的远方。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幼年经历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忍饥挨饿；上学期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的浪潮中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和“长征大串联”；退学回乡后，在生产队“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披星戴月，战天斗地，投入到改天换地的战斗行列；在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浪潮中当上当上了民办教师，不拿工资拿工分，在教书育人的行列工作了五年多时间；后来有幸被推荐上大学，成为特殊环境下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先后在新闻单位、政法部门工作三十五年时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从一名农村放牛娃到一名国家工作人员，经历了身份的变迁和各种政治运动。回想起来这些历历在目，件件在心。

       闲暇之余，和同事聊天，与家人交谈，就会谈及幼年时的家庭磨难；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父母﹑兄弟姐妹的生离死别；参加工作后的岗位的变迁。这些往事，恍如昨日。故此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励催促下，我坐在电脑桌前，生疏地敲起了电脑键盘，把学习打字与往事回忆同步而行，开始回忆走过的路、沉思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事件和人物。

       回忆走过的路，我珍惜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生在世，与父母、妻子、儿女、同事和朋友之间相处实际都是一种缘分。坦诚地说，不论是在家庭、在单位还是朋友之间，我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我深深地感谢曾经帮助、培养、教育我的领导和同仁，使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政府部门有了一席之地；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亲人、同事、朋友，帮我渡过工作和家庭的道道难关；感谢九泉之下的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谢我的兄弟姐妹，是他们起早贪黑挣工分供我上学；感谢我的家人与我风雨同舟，共患于难，共同支撑了这个家庭！

       在我的一生中付出与缘分紧密相连，我与任何人没有大的过结。我问心无愧，尽管太多的辛酸融进了昨日的犁铧；尽管难以抹去的忧伤充斥着我的心灵；尽管大半生的精力挥洒在征途上；尽管痴笑我傻的声音挥之不去……但我做人的唯一指南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到慰藉的是自己的正直与诚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我没有著书立传之意，也没有在人前评功摆好之念，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述说给后代，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代人坎坷的经历和辛酸的奋斗史，让他们不要忘记在人生道路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人之恩。让他们牢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拓事业，成就美好未来，让他们从我人生的成败得失中吸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

       文章是现在写成的，而所讲述的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廿一世纪初的陈年旧事。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也将是古稀之年。这其中的许多事件是对是错，历史大多已有定论。暂无定论的我也不多加评论，只好由后人去评说罢了。

 

贺国栋同学《岁月沉思》付梓

 

冯天真 于甲午秋月
 

黄河岸畔幸识君，
 

四十年来谊长存。
 

生计艰难半书泪，
 

事业有成一路平。
 

孝親未尽终抱憾，
 

仁爱永留昭后生。
 

大梦醒时向晚唱，
 

妙笔生花著乡亲。
 

★  冯天真：作者系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学。

 

事业篇（二）

我与新闻工作有缘系列报道之（四）
 

       说我与新闻工作有缘，这话不假。我从上小学时就利用“勤工俭学”的机会，挖冬花﹑打洋槐树籽变卖的钱，给自己订了一份《中国少年报》，从小养成了读书看报的好习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写小块文章，记述身边发生的事件，并投送报刊。不管采用不采用、刊登不刊登，仍坚持写文章投送稿件。在上学期间写了不少稿件，虽然未曾采用，但对自己学习语文知识尤其是对提高文字写作能力起到了较好作用。小学六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我写的《学毛著，做好事》的“活学活用”文章，在学校很有影响，学校办的墙报上还刊登了这篇文章，语文老师还当范文在班上朗读呢！上了中学，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展开，学校停课闹革命，成天写大批判文章，批判斗争会，我撰写的稿件在学校办的黑板报和专栏上经常刊用。

       后来，我因家庭分居的原因，就辍学回乡当农民。在1968年12月“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浪潮中，我有幸当上了大队小学民办教师。当上民办教师后仍然没有放松编写投送稿件。那时还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集体管理模式。在那个时期，各级组织对新闻报道工作都非常重视。除地县专业新闻工作人员外，还在工厂、农村、军营聘请新闻报道业余通讯员，利用这些业余通讯员宣传报道当地出现的好人好事。在这个背景下，我又成为我们生产大队的业余通讯员，采访编写村上发生的先进事迹材料，有些稿件还在县广播站采用，或者在大队、公社的广播上朗读。大队、公社干部也愿意把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和新闻线索告诉我。后来，县上和公社都把我聘请为“业余通讯员”，让采编全公社的稿件。1970年，清水县委报道组给我颁发了“业余通讯员”证书。1972年春，县上推荐我参加天水地委报道组举办的全区工农兵业余通讯员培训班。这次培训班对我收获不小。培训班在天水地区招待所东楼（苏联人援建的木板式二层小楼）举办。由《甘肃日报》社驻天水记者站记者和天水地委报道组的专职新闻工作人员授课。培训班上主要讲述了消息、通讯等应用文体的写作方法、技巧等基础知识。我学习非常认真，不到一个星期所发的笔记本记得满满的，培训结束时还颁发了《天水地区工农兵业余通讯员证书》。通过这次培训学习，使我掌握了更多新闻稿件写作的基础知识。

       参加这次培训班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我们那个穷山沟，对城乡差别有了亲身感受，唉……，城里人的生活享受，在我们长期蹲在那个大山沟里的人连想也都不敢想。

       培训班结束后，在继续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我利用业余时间采编稿件，宣传报道我们那个地方出现的先进模范人物和事迹。我曾编写过一篇题为《大战堡子山——介绍清水县贾川公社林河大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先进事迹》的新闻稿件。这篇稿件发出不久，被清水县广播站采用全文播送。这是我第一次在县级以上新闻媒体上被采用的稿件。这篇稿件的采用，进一步激励了我坚持写稿的信心。也引起了县、社两级对我们大队兴修水平梯田工作的重视。县上还专门派出人员进行挖掘整理材料进行宣传。并作为全县学大寨，兴修水平梯田的先进典型，不断地进行总结、培养，使我们大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平梯田的事在全县出了名。成为全天水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红旗大队。1972年6月，《甘肃日报》大篇幅的文章进行宣传报道，使我们大队成为全省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这件事引起了县上和公社领导对我的重视。他们夸我说：“裴老师不愧是‘土记者’，将来可能大有前途呢！”

       实践也证明，在人生的长河中，只要你刻苦去钻研、去探索，诚心的待人处事，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能从事新闻这项工作，机遇来自我新闻知识的钻研和接触新闻方面的人士。由于我所处的林河大队是全天水地区学大寨的一面旗帜，省级新闻单位和地区、县上新闻部门经常来记者采访。他们到村上大都来我任教的学校，给我提供了和他们接触的机会。加之我热爱新闻事业，向他们请教新闻知识，有时他们还让我替他们抄写稿件。这样，我与他们不知不觉地建立了情感。在与他们接触中对我启发很大、受益匪浅。《甘肃日报》社记者王清志和清水县委政治部干部牟本理同志就是这样认识的。后来，他们俩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对我从事新闻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王清志同志是《甘肃日报》社通采部记者。他1972年6带领天水地区报道组和清水县委报道组组成的新闻采访团在我们大队采访党支部建设的稿件，住了将近半个月时间。这篇稿件在这年“七.一”建党节前在《甘肃日报》上用了三个版面进行了报道。这篇稿件题为《坚强的战斗堡垒—记清水县林河大队党支部的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和一些先进人物事迹材料。这些稿件初稿形成后王清志同志让我用复写纸抄写在《甘肃日报》社专用新闻稿纸上。我就一笔一划地认真地抄写好交给了他。这篇稿件刊用后，我们大队在全省影响很大，从那时起经常来人参观学习。我们的大队书记也破格提拔重用，由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全脱产的国家干部，职务也提升为清水县委常委，兼任我们家乡公社的党委书记。

       人活在人世上是种缘分，有些人经常在一起不一定有缘分，有的人只一面之交，但在人生的长河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甘肃日报》社记者王清志同志，就是对我从事新闻这个行业起着关键性作用。记得在我上大学的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几名同学在兰州市南关十字商业区逛商场时，碰见《甘肃日报》社记者王清志同志。他询问我什么事来省城兰州，我就一五一十的把如何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的事说了一遍。他听后不加思索地说:“现在的大学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还不如来我们报社学学新闻写作方面的知识？”听后，我觉得去《甘肃日报》社学习是与我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事。虽然我热爱新闻工作，可我一个正在上学的农村孩子，怎有可能在《甘肃日报》社学习呢？真是天方夜谈。他看出我有顾虑后紧接着说:“如你愿意来我去协调协调？”我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只说了几句感谢话就离开了他。回校后，把这事我没当回事。谁知过了不多几天，学校突然通知我们中文系甲班要派出一个开门办学实习小组去《甘肃日报》实习。学校提名我必须参加。听后我心里也非常清楚是怎么回事，暗暗感谢王清志同志的关心和帮助。于是，我们中文系76级甲班往《甘肃日报》社派出了六人组成的开门办学实习小组。其他同学我已记不清了，可我的老乡同室同学冯天真在其中。我和冯天真同学两人都被分配在《甘肃日报》编辑部农村组。主要任务是按部主任要求，对各地区新闻报道组、工农兵业余通讯员所投送稿件进行筛选修改编辑，然后送审刊发。在报社实习确实比师大上学忙得多，接触的人和事也多，学到的东西也比师大学到的东西多得多。在《甘肃日报》社实习了两个月左右时间后，其他同学都回校上课，我继续留报社，直到办毕业手续时才回到学校。这仍然是王清志同志在起作用。

       在《甘肃日报》社实习的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开心，工作也很顺利。实际我已离开了学生时代的生活，进入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我吃住在报社招待所，学校每月发生活费二十三元，报社每天补贴九角钱，加起来每月五十多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一名国家脱产干部的工资标准。在这里我又接触和认识了不少新闻界人士。

       在这段时里，我很少在报社编辑部，成天随记者下基层采访。报社指定李荫喜记者带领我下基层采访。跟随李荫喜记者先后在兰州、武威、酒泉、嘉峪关等地采访。李荫喜同志是兰州市榆中县人，为人谦虚，新闻业务很强，在他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二人合写了相当一部分新闻稿件并实名在《甘肃日报》上发表。我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7月，我们俩去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河西地区采访。这次主要是随时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禹贵民同志在河西地区的调研活动进行采访。禹贵民同志当时是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在景泰县他主持召开了全省养猪工作会议。我们对这次会议编发了消息，撰写了评论员文章。记得非常清楚的是这篇稿件在送审时禹贵民同志提出要删除“省委副书记禹贵民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会议”的文字，并回避他的姓名。我很不理解地看着他的眼神，想问个究竟。他看出了我的心意，没等我开口却笑着说：“我们党有民族政策。”我听后才恍然大悟：噢！他是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后来才知道，禹贵民同志是回族。会后，我们又随禹贵民同志去了河西的其它地区，采访编发了《我省河西三地区夏粮获得大面积丰收》等一批稿件。

       结束河西采访回报社时间不久，报社又派李荫喜同志和我去礼县采访。礼县是当时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省委在礼县召开了全省夏收后农田基本建设小战役现场经验交流会议。这次会议仍然是禹贵民同志主持召开。到礼县看见农户家家“铁将军”把门，农田基建工地个个红旗招展。记得在随禹贵民同志在去崖城公社的途中发生了一件使人难以忘怀的事。在去崖城公社的途中，牛群挡住了飞速的参观车队。禹贵民副书记下车询问情况。一位朴实的农民有趣地说：“土改时共产党给我们分牛，让我们靠牛耕地种粮，吃饱肚子。今天共产党的干部怎么怕牛，赶的牛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呢？”听了这位大爷的这些话，使人哭笑不得。原来县上是为迎接会议的召开，决定停止一切农活，并派出人员巡查，为确保所有劳动力都上农田基建工地，不准农民干其它农活。因为这位纯朴的老大爷看见牛饿着肚子，就不听劝阻坚持去放牧牛群。在公路上与巡查人员发生争执。所以牛群就挡住了飞速的参观车队。禹贵民同志听后却笑呵呵地说：“大爷，你做得对，牛是农业的根本，修梯田是为了增产，牛吃饱肚子犁好地也是为了多打粮食，你没错。”禹贵民同志又回过头对巡查人员说：“让他放牛去吧！”于是这位老大爷又挥起放牛鞭赶着牛群去放牧。

       这位农民老大爷的话，深深触动了省上领导。禹贵民同志在大会上反复强调：“搞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因时、因地制宜，千万不可一刀切。要把农田基建与其它农时季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务必做到农田基本建设和其它农业生产双丰收。”礼县采访结束后，我就回到了报社，也就结束了在《甘肃日报》社的实习。

       我在《甘肃日报》社实习的这段时间，学到了许多在教室难以学到的知识。给我后来从事新闻工作积累了经验和人脉，铺平了道路。

       1976年9月，我走出了大学校园，结束了“工农兵大学生”的生活。家里有年迈的父亲和妻子儿女，老的老小的小，都需要照顾。一心想分配在家门口工作，以便照顾家庭。可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于人的意料之外。当时，正是“工农兵大学生”吃香的时侯，组织部门每年都去高等院校留优秀学子来充实地方领导班子。这年，天水地委组织部在几百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留了四名，我在其中。后来，由于政治因素的突变，不允许“坐直升飞机”提拔干部，所以取销了原打算，让我们搞了近半年的临时性工作后，我被分配在了原中共天水地委新闻报道组工作。

       我分配在天水地委报道组工作也是蒲效仁同志起着关键性作用。蒲效仁同志也是曾来我们大队采访时认识的。开始地委组织部分配我到天水地区公安处工作。1976年9月，我大学毕业离校。在毛主席逝世举国悼念伟人的那几天，我去天水地委组织部报到。地委组织部派我在天水市糖业烟酒公司和天水市房管局搞了三个月临时性工作。临时性工作结束后，分配我在天水地区公安处或天水地委党校这两个单位去工作。那时大学生分配和现在大不一样。现在大学毕业生进机关工作要进行考试，百里挑一、十里选一的选拔才能进行政事业单位工作。而那时，象我们这样的“工农兵学员”也是抢手货，不是单位挑大专院校毕业生，而是大专院校毕业生挑选单位。那时，我家在农村，父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特别是母亲患高血压心脏病，时而卧床不起需要照顾。我想为了方便照顾家庭，还是回原籍清水县老家去工作为好。就在思想动荡，举棋不定时，在地委机关碰见了天水地委报道组组长蒲效仁同志。他询问我的分配情况，我就把地委组织部拟分配我去地区公安处或地委党校工作的事告诉了他。蒲效仁同志说：“我们在甘报上看到了你写的一些文章，你有新闻工作特长，我们欢迎你到我们天水地委报道组来工作。”我想了想，新闻工作是我的爱好，我又在《甘肃日报》社实习了将近半年时间，业务也比较熟悉，于是就答应去天水地委报道组工作。就这样，我顺利的分配在了天水地委报道组，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新闻工作者。

       蒲效仁同志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任领导，他对我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帮助，我永远感恩不尽。他腾出了自己曾经住过的机关单身职工宿舍，当天晚上我就住进了这个房间。蒲效仁同志曾任清水县人委办公室主任、天水地委新闻报道组组长、天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等职。他为人正直，工作能力强，领导水平高，在他的领导和举荐下，天水新闻界走出了许多省部级、地市级和县级领导干部。如国家民委主任牟本理、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张津梁、宁波日报总编任和君等都是从天水地委报道组走出的领导干部。市直机关干部议论说“天水地区新闻报道组是领导干部的摇篮。”

       蒲效仁同志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任领导，他对我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帮助，我永远感恩不尽。他腾出了自己曾经住过的机关单身职工宿舍，当天晚上我就住进了这个房间。蒲效仁同志曾任清水县人委办公室主任、天水地委新闻报道组组长、天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等职。他为人正直，工作能力强，领导水平高，在他的领导和举荐下，天水新闻界走出了许多省部级、地市级和县级领导干部。如国家原民委主任牟本理、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张津梁、宁波日报原总编任和君等都是从天水地委报道组走出的领导干部。市直机关干部议论说“天水地区新闻报道组是领导干部的摇篮。”我在天水地委报组工作的五年时间里，蒲效仁同志的言传身教对我后来的仕途和人生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我被分配在天水新闻报道组工作的那时，天水地区还没实行地改市，天水是甘肃省最大的一个地区，总人口比省会城市兰州还多出许多。全区管辖天水市(现秦州区)、天水县(现麦积区)、清水、张家川、秦安、甘谷、武山、漳县、徽县、两当、西和、礼县十二个县市。1985年实行地改市时，将徽县、两当、西和、礼县四个县划归陇南地区管辖，漳县划归定西市管辖。从那时起，天水地区改为天水市，所管辖秦州区、麦积区、清水县、张家川县、秦安县、甘谷县、武山县七个县(区)。当时，地区一级没有新闻媒体单位，后来才成立了《天水日报》社、天水电视台、天水广播电台等这些地市级新闻媒体机构。当时天水地委报道组是天水地区唯一从事新闻工作的专门工作机构。但天水地委报道组也没有自己的媒体传播工具，所采访编写的稿件，都要通过中央和省级新闻媒体传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以稿件的采用率也非常低。

       蒲效仁同志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任领导，他对我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帮助，我永远感恩不尽。他腾出了自己曾经住过的机关单身职工宿舍，当天晚上我就住进了这个房间。蒲效仁同志曾任清水县人委办公室主任、天水地委新闻报道组组长、天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等职。他为人正直，工作能力强，领导水平高，在他的领导和举荐下，天水新闻界走出了许多省部级、地市级和县级领导干部。如国家原民委主任牟本理、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张津梁、宁波日报原总编任和君等都是从天水地委报道组走出的领导干部。市直机关干部议论说“天水地区新闻报道组是领导干部的摇篮。”

       在天水地委报道组报到上班的第二天，我就以专业新闻工作人员的身份去西和县采访。西和县长道公社实行联产承包作业组后村民联合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先进事迹比较突出。在这里我编写了一篇题为《长道公社又大干起来了》的新闻稿件，介绍西和县长道人民公社农民联户兴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平梯田的经验。发稿不多几日，《甘肃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这篇稿件。这篇稿件是我在天水地委报道组工作后刊用的第一篇稿件。这篇稿件的刊用，一方面由于当时实行联产承包后如何搞农田基建是广大农村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西和县长道人民公社有了探索性的经验。这样的稿件刊用是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我在《甘肃日报》编辑部实习过，编辑们认识我，发现我被分配在天水地委报道组工作后是对我工作上的支持。

       我在天水地委报组工作的五年时间里，蒲效仁同志的言传身教对我后来的仕途和人生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说新闻采访，我又想起了在天水地委报道组工作时间不长，陪同新华社记者去礼县采写的一篇内参稿件。这次采访确实是一次难忘的采访。那是1977年初春，新华社一名记者来天水采访，要求去礼县采访学大寨期间不切合实际的作法。过去，我也多次去礼县采访，主要是采访宣传报道该县学大寨运动中的先进典型经验，现在让我陪同中央新闻单位去采写反面内参材料。现在想起来十分可笑。新闻工作真是“墙头的草顺风倒。”当时，“四人帮”粉碎，政治风云突变，层层清算其流毒。礼县是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面红旗，在这种背景下，其采写内参稿件是理所当然的事。记得非常清楚，我陪那位新华社的记者来到了礼县，县委已彻底改组，过去热情款待的场面已去不复返了。过去我来是采写先进典型经验，而今是寻找问题，采写反面的批评稿件。第二天，我们到非常有名的崖城人民公社的何家庄大队。这个大队在60年代初，民兵连的工作在西北地区非常出名，民兵连长是甘肃陈永贵式的人物，被提拔为大队书记，公社书记，最后被提升为甘肃省委副书记。这个大队也是我们过去经常来的地方，一些社员和干部都认识我们。过去我们所到之处，村庄机器轰鸣，人欢马叫；田间工地彩旗飘飘，热火朝天。现在一切都变了。接待我们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在大队部给我们做饭吃。在采访中，我们遇到了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大爷，我问他农业学大寨运动对农民生活有什么影响。老人没吭声，一锅－锅不停的抽着水烟瓶，好长时间笑眯眯地对我说：“修梯田、打水库，我们确实吃了许多苦，也走过弯路，可地修平了，浇上水，能多打粮食吃饱肚子。”是啊，民以食为天，吃饱肚子才是第一要务啊！

       给我们做饭吃的老大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主妇，不懂得多少政治。有一次，她一边端饭一边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过去经常来我们大队，我们好的时侯你来宣传报道我们的先进事迹，表扬我们，现在又说我们多么多么不好，你们这些人‘光屁股穿袍子转身大’的很！”是啊，过去新闻跟上政治运动走，上面说东就走东，上面讲西就跑西。记得那次我们采写了一篇题为《打“左”派的旗，走极“右”的路》的反面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影响极大。

       我离开新闻行业已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新闻工作是否还存在着顺风倒的问题我有所不知。

       我在天水地委报道组工作期间，在省级报刊上刊用了许多涉及当时天水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一大批新闻稿件，也发表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文章。我从事新闻工作期间所采写编发的稿件大部分是消息、通讯体裁。主要是报道正面的文章，用行话说是“报喜不报忧”。写内参稿件揭露阴暗面是得罪人的事，但我看准了也敢于碰硬。1979年，冰雹袭击了武山、漳县两个县的十多个公社。其中漳县上报全县十六个公社全都遭灾绝收，骗取国家大量救灾物资。我采访编写了《漳县谎报灾情少》的稿件，内参刊用后，省上进行了调查处理。

       1980年冬，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到了户。那时母亲病故，父亲年过花甲，妻子体弱多病，分得的责任田无人耕种。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减轻老父亲的劳动强度，我向组织提出了调回老家清水县工作的请求。开始地委组织部和地委报道组多方挽留，但我调回的决心已下定，于1981年10月就调回原籍清水县。被分配在清水县委报道组，仍没有离开新闻工作这个行业。

       在清水县委报道组工作性质、任务和地委报道组差不多，可新闻线索比地区少得多。在地区是面对全区十二个县市，县上只不过是二十四个乡镇。县上中心工作也多，经常抽出去搞计划生育、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等临时性工作。在春播、夏收、秋种等农时季节还要请假帮父亲作务责任田。

       1983年，我参加了全国新闻高级记者资格统考，取得了高级记者的资格。在清水县委报道组工作了四年时间，直到1984年10月为解决家属子女的“农转非”户口，就调出了这个单位，永远离开了我热爱的新闻行业。
 

【责任编辑：刘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