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甘肃政法干部的岁月沉思大型系列报道连载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本报北京讯）裴国栋 男，汉族，出生于1950年7月17日(农历6月初3日)。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任天水地委报道组新闻工作者、清水县委报道组组长、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办公室主任、天水地区司法处办公室主任、天水市法学会秘书长、天水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天水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2010年按副地级干部待遇退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近千篇文稿；起草撰写过大量的公文类文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曾多次受中央和省、市的表彰奖励。中央组织部﹑中央综治委曾给予嘉奖。
 

作者故居—    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
 

作者工作过的地方—天水市人民政府



2016年5月份少华社长采访作者裴国栋时的合影。


 

自       序
 

       我原定的书名为《往事回睦》，在修改时总感到平淡无味。文章中涉及的许多内容是自己成长过程中对社会、人生、世事的一种洞察和审思。即更名《岁月沉思》为本文的书名。

       书槁成文后“中国报道新闻社”以《一位甘肃政法干部的—岁月沉思》为标题分别在“中国报道新闻网”、“中视网”、“一画开天艺术网”三个媒体同步并机连载。对我鼓舞很大，督促我对此文进行了修改校正。

       《岁月沉思》实际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真实地记录了记事以来近六十年个人、家庭以及整个家族在社会变革中的悲欢离合。本书从家庭变迁、个人成长过程和事业奋斗中折射出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及自己人生旅程中的成败得失。它用真实的史料，把人生经历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呈现出来，表现出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血肉关系。实际是我人生的感悟，历史的见证、时代的记录，也是本人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时光流逝，荏苒的时光就这样悄悄地，慢慢地消失了。

       在我短暂的一生中，走过风、走过雨；经历失败、体会成功；品尝过痛苦、享受过欢乐；走过泥泞、踏过坎坷、经历过挫折和万苦千辛才幸运的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小路。远去的尘封往事值得品味，逝去的青春值得回忆，走过的路子留下了时代的印痕，藴含着成长的足跡。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故乡的炊烟、童年的月夜、父母亲的教诲，还有身后留下的串串人生足迹，以及那山间不知名的花草发出的淡淡清香和村前东流小河潺潺的水声……犹如一幕幕古老电影镜头似的在脑海反复显现，仿佛把我带到了已然逝去却永不会磨灭的远方。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幼年经历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忍饥挨饿；上学期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的浪潮中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和“长征大串联”；退学回乡后，在生产队“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披星戴月，战天斗地，投入到改天换地的战斗行列；在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浪潮中当上当上了民办教师，不拿工资拿工分，在教书育人的行列工作了五年多时间；后来有幸被推荐上大学，成为特殊环境下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先后在新闻单位、政法部门工作三十五年时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从一名农村放牛娃到一名国家工作人员，经历了身份的变迁和各种政治运动。回想起来这些历历在目，件件在心。

       闲暇之余，和同事聊天，与家人交谈，就会谈及幼年时的家庭磨难；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父母﹑兄弟姐妹的生离死别；参加工作后的岗位的变迁。这些往事，恍如昨日。故此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励催促下，我坐在电脑桌前，生疏地敲起了电脑键盘，把学习打字与往事回忆同步而行，开始回忆走过的路、沉思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事件和人物。

       回忆走过的路，我珍惜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生在世，与父母、妻子、儿女、同事和朋友之间相处实际都是一种缘分。坦诚地说，不论是在家庭、在单位还是朋友之间，我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我深深地感谢曾经帮助、培养、教育我的领导和同仁，使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政府部门有了一席之地；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亲人、同事、朋友，帮我渡过工作和家庭的道道难关；感谢九泉之下的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谢我的兄弟姐妹，是他们起早贪黑挣工分供我上学；感谢我的家人与我风雨同舟，共患于难，共同支撑了这个家庭！

       在我的一生中付出与缘分紧密相连，我与任何人没有大的过结。我问心无愧，尽管太多的辛酸融进了昨日的犁铧；尽管难以抹去的忧伤充斥着我的心灵；尽管大半生的精力挥洒在征途上；尽管痴笑我傻的声音挥之不去……但我做人的唯一指南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到慰藉的是自己的正直与诚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我没有著书立传之意，也没有在人前评功摆好之念，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述说给后代，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代人坎坷的经历和辛酸的奋斗史，让他们不要忘记在人生道路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人之恩。让他们牢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拓事业，成就美好未来，让他们从我人生的成败得失中吸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

       文章是现在写成的，而所讲述的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廿一世纪初的陈年旧事。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也将是古稀之年。这其中的许多事件是对是错，历史大多已有定论。暂无定论的我也不多加评论，只好由后人去评说罢了。

 

贺国栋同学《岁月沉思》付梓

 

冯天真 于甲午秋月
 

黄河岸畔幸识君，
 

四十年来谊长存。
 

生计艰难半书泪，
 

事业有成一路平。
 

孝親未尽终抱憾，
 

仁爱永留昭后生。
 

大梦醒时向晚唱，
 

妙笔生花著乡亲。
 

★  冯天真：作者系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学。

 

亲情篇

“娃娃亲”婚姻系列报道之一
 

       我的婚姻和我们那个年代出生在农村的大多数人一样，经历了封建社会包办卖买婚姻、先结婚后恋爱等过程。有所不同的是我既是包办卖买婚姻，而且又是所订的“娃娃亲”。小时侯，在我们那里农村，婚姻完全是由父母包办作主，男婚女嫁根本由不得自己，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终身。有的甚至是“指腹为婚”或者“換婚”。如若谁家的孩子自己谈婚论嫁，必将落下伤风败俗的骂名。“娃娃亲”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怪胎。现在，在当今社会没有任何市场，可那时不知葬送了多少年轻人的幸福。

       我的“娃娃亲”婚姻是过继给五叔时由五叔作主定下了这门亲事。后来我回到了亲生父母处，这门亲事也就仍然延续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给三、四岁的孩子订婚十分可笑，可那时还是比较普遍的。后来听说，因岳父患病，为给岳父筹钱治病，经给岳父看病的一位姓蒋的医生牵线说媒，以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四对土大布和半斗玉米的彩礼定下了我们的终身。订婚那时我四岁，老伴五岁，比我大一岁。我们什么也不懂，完全由父母说了算。

       由于我是父母亲老生胎，订婚那时还没断奶。听父母后来讲，订婚那天，我是依偎在母亲怀里吃过奶后，坐在父亲的肩头到岳父家的。

       岳父家在裴家庄村后半山梁叫杨马屲的这个村庄。从裴家庄到杨马屲有十里左右的崎岖山路。这个山梁绵延百里之长，两侧村庄星罗棋布。杨马屲是这个山梁的最大村庄。杨马屲实际是由马家嘴、崖湾里、简子里、杨家屲四个自然村组成。这四个自然村是村与村相接，户与户相连。取名杨马屲是杨家屲、马家嘴两个最大自然村杨马二字而得名。还有一个原因是这四个自然村的人绝大部分人姓杨和姓马，所以按照以姓取村名的惯例叫杨马屲。

       在这杨马屲的简子自然村有户姓王的人家，这户人家就是岳父家。岳父家姓王，在这杨马屲独家独户，是从外地搬迁在这里的。岳父家住在一孔破旧窑洞中。这窑洞我至今记忆非常清楚，窑洞内收拾得干净、整洁，正上方摆放着一张方桌，桌子上摆放着香炉﹑烛筒等物品，方桌两侧各方一个木凳，地面打扫得干干静静。窑洞的左侧开挖着一个七﹑八平方的偏窑，偏窑内盘着火炕。炕沿边上有一个用红土泥成的茶炉。我们去的那天，看见岳母烟熏火燎的在炉子上为岳父熬中药，窑洞内裹满乌烟，药味也很浓。岳父病卧床上，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不止地连连呻吟和咳嗽。岳母跑出跑进，一会儿给岳父熬药、端汤侍侯病人，一会儿煨茶、做饭招待我们。

       妻子那时乳臭未干，梳理着两条小辫子，稀疏而干枯的刘海垂挂在前额头，长着一张幼稚的红脸蛋。我们俩什么也不懂，好奇的在院子跑出跑进，打闹嬉耍。记得晚上来了许多人，在那个窑洞吃饭、喝酒，争争吵吵到半夜。后来才知道是给我们定婚喝喜酒和商定彩礼。吃饭时，岳母把一个盛着面条的木质小碗摆放在炕沿边，叫我站在地上吃饭，玩耍饿了的我狼吞虎咽连吃了三小碗。病卧炕上的岳父忽然把手伸过来摸着我的头说:“这娃好吃手，将来肯定是个好样的！”这是岳父第一次给我说话，也是他最后一次给我说的话。当天晚上午夜我们才返回家中。就在那天，就用这种形式按照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教给我们定下终身。

       我们俩从四岁订婚到十九岁结婚十五年时间没有见面，也没有说过一句话。订亲后，就按约定父亲把彩礼送了过去。用彩礼钱给岳父治病，结果也没有救下岳父的命。1956年10月14日 (农历丙申年九月十一日)年仅三十三岁的岳父与世长辞。按照乡间那时的礼俗，父亲带上我前去吊唁。当时的情景唯一头脑中有印像的是在殡埋岳父敛棺时，岳母双手紧紧抓住棺板的边沿不让掩棺，哭喊着要和岳父一同去赴黄泉路……后来，岳母晕厥，人们把她抬走，在掩棺木起丧出殡。

       1969年12月“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我们结了婚。在结婚那天，没有娶亲的骡马车队，妻子步行至我们村子。我们按照当时的形势，在生产队的劳动工地，唱着红色革命歌曲，背诵着毛主席语录走上了婚姻的殿堂。那时新郎﹑新娘结婚到了法定年龄领证后，不请客﹑不摆婚宴酒席。农村社员在劳动工地唱唱革命歌曲，亲人们一起欢闹欢闹，就这样简单的形式就算举行了婚礼。城市职工，在车间﹑饭厅或会议室跳“忠”字舞，唱唱革命歌曲，条件好的散散喜糖，热闹热闹也就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这种婚礼形式虽则过于简单草率，但与现在的大操大办，图排场，讲阔气相比倒节省了许多。

       结婚的那时我是村上的民办教师，父亲给生产队看水磨坊，家里情况比较好，每年大小都养过年猪。母亲看到我的婚事过于简单草率，口里唸叨:“娃的婚事是一辈子的大事，怎么能这样简单草率呢?那天晚上，我们偷偷的在家里请了左邻右舍，举行了简单的拜堂、上头等乡俗仪式。并设宴简单招待了前来庆贺的亲房邻居。在吃饭时新娘妻子发现有大肉，在新婚的当天晚上问我:“你们家是否把过年猪杀了?”我说:“我们家的过年猪还在圈里养着呢!这肉是从集市上买回的。”这是我和妻子从订婚到结婧的第一次对话。

       我结婚之前，兄长和嫂嫂早已与父母分家另过日子。结婚后家里有父母亲和我们小两口四口人。父母亲把养老寄托在我和妻子身上，父母对我俩百般地照顾和关心。母亲多次劝告我说：“海玉这个娃自幼吃了不少的苦，受过罪的孩子不失大谱，你要很好对待，我和你父亲百年以后脸上掩把土就靠你们了。”的确，妻子早年丧父，母亲改嫁，在娘家吃了不少苦。我也觉得在困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肯定通情达理，会知热知冷，孝敬父母的。所以我也非常尊重和爱护妻子。她有过失我也包容，不多计较。

       在六、七十年代，我们那里农村特别流行儿女结婚用红色木箱作陪嫁品。一般由女方娘家购置陪嫁，如女方娘家确有困难就由男方家置办。兄长结婚时，父亲从天水城买回一对红色木质箱，一个给了嫂嫂，另一个留给我结婚时用。在我结婚时，父母亲又觉得只有一个，无论如何要再添置一个，就成双成对图个吉祥。结婚前夕，父母亲让我在北道埠粜粮去天水市买木箱。从老家裴家庄担了六十多斤粮食，翻山越岭去北道埠(今麦积区)出粜。记得粜粮那天鸡刚叫，我就挑六十多斤的粮担上了路。天气非常冷，顺河风刮在脸上象刀割一样痛，地面冻得象铁板一样硬，山巅尚未溶化的积雪好象给大山戴了顶白帽子。我挑着沉重的担子，迎着凛凛寒风，踏着积雪上了路。从裴家庄到北道埠有五十多里山路，在那寒冷的冬天，沉重的担子压得脊梁骨直冒冷汗。雪滑摔跤顾不得疼，爬起来继续往前行。早上九时左右到了北道埠的粮食销售市场。实际那时的自由市场并不自由，有专人管理，在限价内销售，不得哄台物价。交易成功后统一在市管部门提供的公平称处过称，然后才付款。这种管理模式根本不存在缺斤短两的问题。在市场将粮出粜后，我又急急忙忙乘公交车去天水市购买木箱。当时从市上至北道埠只有“1”路公交线路这趟车。

       天水市有个叫猪羊市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匠人加工木箱出售。过去把这里叫猪羊市，估计是销售猪、羊的市场。当时这里虽已没有猪羊的交易，但仍很热闹繁华。有铁匠打铁卖铁制品的、有木工师傅做木活卖木质家俱的、还有典当部及各种小商小贩。在卖不质家俱的地方我左挑右拣，挑了一个大红颜色上面有林彪“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题词字样的木箱。背上木箱我又急急忙忙住回返。上车购买车票时才发现买过木箱剩余的钱被小偷偷去，我身无分文，天寒地冻的乘不了车，吃不了饭，住不了店，真是欲哭无泪。

       在无力寻求帮助的情况下，只好徒步踏向返程的路。下午五点多钟迈开艰难的步伐，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迎着寒风，忍着饥肠，踩着冰雪，艰难的移动着脚步。从天水城到裴家庄家要一百一十多华里山路，在冰天雪地的隆冬行走是何等的艰辛不言而喻。越走夜越来越深，天越来越冷，人越走越疲惫不堪。行至二十里铺时大约是晚间十一点左右，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途中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那时的二十里铺不象现在是万家灯火，而是偶尔农家昏暗的灯光像“鬼火”似的眨着眼睛。夜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我踩在冰雪上发出的咔嚓…咔嚓…咔嚓…的响声。我定了定神，觉得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必须找到人家投宿为妥。我朝着一处微弱亮光，高一脚低一脚地摸去。近前一看，原来是生产队饲养牲畜的饲养场所。我喜出望外，不管饲养人员同意不同意我夺门而进。我这突如其來的出现，惊动饲养牲畜的老大爷。我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这俩位老大爷也非常同情我的遭遇，立即让我上炕暖和暖和，还叫我脱掉冻硬了的棉裤和鞋袜，压在竹席下的土炕暖烤，以便再穿上上路。其中一位老大爷还给了块包谷面馍让我充饥。我非常感谢这俩位老大爷，要不是他们收留下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第二天，天麻麻亮我背上木箱又上了路，下午四点左石才到家中。母亲看到我疲惫不堪的样子勉励我说：“把媳妇引进门好好过日子，娃吃点苦没啥。”

       就这样，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兄长结婚给嫂嫂一只木箱，而我结婚时是两只木箱。嫂嫂和父母发生纠葛时，也往往提及木箱的事，质问两个儿子结婚怎么不一样对待？可怜的母亲无言以对。

       结婚后，父母亲一直偏爱着我们夫妻俩。不论是妯娌之间，还是弟兄之间发生纠纷，父母亲总是偏向我们。妻子在生产队劳动受了委屈，母亲总是以长辈的身份去和生产队干部论理，替妻子出头说话。
 

【责任编辑：刘海洋】